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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经过4次拍卖、3次折价后，黑龙江黑河乡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河农商行”）8%股权拍卖有了成果—黑龙江兴安矿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兴安矿业”）竞拍成功，标的财物估值约1.57亿元，成交价9408.02万元，折价近四成。

完结拍卖，黑河农商行的股权拍卖信息显现为“已完毕”，而农商行股权拍卖的信息仍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拍卖网站上。阿里拍卖渠道的数据显现，到9月9日，本年以来有关乡村商业银行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信息逾1800条，而处于“行将开端”状况的农商行股权的拍卖或变卖的信息近200条。

“与农商行原本就较为杂乱的股权结构有关，其间有许多历史问题。”苏宁金融研究院高档研究员赵卿表明，农商行多由农信社改制而来，个人股东或中小企业股东呈现法律纠纷或是抵债后需求处置，一般会经过司法拍卖股权的途径来处置。

股权六折价格易主

阿里拍卖渠道显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在本年4月将黑河农商行8%股权进行榜首次拍卖公示，其时挂牌的起拍价为1.25亿元，6月正式拍卖的起拍价约为1.18亿元，成果为流拍。直至9月发动二次拍卖，起拍价已降至9408.02万元，相当于估值的六折，黑龙江兴安矿业作为仅有竞拍者以起拍价竞拍成功。

“依照国家法律规则，榜首次拍卖可以降30%，最高第2次拍卖可以降20%。”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担任此次拍卖咨询的马法官在电话采访中告知年代周报记者。

揭露材料显现，黑河农商行前身为黑河市爱辉区乡村信誉合作联社，于2011年1月改制建立，后经两次增资注册资本已增至10亿元。该行地处黑龙江北部中俄边境，分支组织也会集在黑河市爱辉区辖内，在2016年底已下设8个一级支行、13个二级支行和11个分理处。

据上述拍卖的《财物评价陈述书》，到2017年6月30日，黑河农商行账面价值中财物总计326.36亿元，净财物6.92亿元。而据中诚信出具的信誉评级陈述，2017年黑河农商行主体信誉等级为AA-。这一评级在发行同业存单的348家农商行中并不算差。据不完全统计，在2017年农商行主体信誉评级中，取得AAA评级的仅5家，取得A+评级的农商行数量最多，为58家，其次为获AA-评级的有49家，其间近期在A股IPO排队的亳州药都农商行同为AA-评级。

拍卖完结后，黑龙江兴安矿业需按交给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处理相关手续，以及经过银监组织的批复。马法官告知年代周报记者，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仍将监督后续开展，担任处理股权过户手续等。

记者注意到，黑龙江兴安矿业还持有大兴安岭农商行0.37%的股份。在拍下黑河农商行8%的股权后，仍契合依照《我国银监会乡村中小金融组织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规则—“法人及其关联方算计出资入股份额不得超越乡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的10%”。

马法官在电话采访中表明：“拍卖公告中对竞拍人的资历有清晰提示，参加竞拍要自行咨询出售行、银监部分。咱们无法检查，所以未按要求参加竞拍需求自己承当丢失。”

而黑河农商行8%股权的原持有人—河北万众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万众矿山”），在拍卖完结后将不再是黑河农商行股东。此次拍卖的原由于“河北万众矿山堕入法律纠纷”。据企查查显现，其已被履行人信息20条、11次被列为失期人，还有5条司法帮忙信息类型均为股权冻住。

无独有偶，湖北天门农商行900万股股权近来也在阿里拍卖渠道进行第2次拍卖，原持有人湖北正大建造工程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被法院履行拍卖；重庆农商行内资股万股的持有人北城致远集团，卷进多起合同纠纷、民间或企业假贷，导致其持有的股权财物被履行拍卖。

年代周报记者致电黑河农商行在其同业存单发行方案中发布的电话，其工作人员表明，对股东所持股权拍卖一事不知情，对或许存在的运营状况变化也未予置评。

农商行股权出售常流拍

本年1月1日至9月9日，阿里拍卖渠道上有关乡村商业银行股权拍卖或变卖的“已完毕”信息近1200条，其间多为流拍与折价。

9月8日，安徽金寨农商行0.13亿股股权在阿里拍卖渠道进行第2次拍卖，起拍价为0.22亿元，已较评价价下降3成，拍卖成果为流拍；湖北巴东农商行10%的股权价值在经过本年5月15日和6月23日的两次流拍后，8月份公示其变卖公告标的的评价价为0.29亿元，变卖价为0.16亿元，较评价价削减近五成。

除了被司法强制拍卖之外，还有部分股东经过产权交易渠道，自动卖出农商行的股权。鸿博股份（002229，股吧）本年5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公告称，转让所持有的成都农商行3000万股股份；8月再次挂牌出售上述股权，价格下调为1.04亿元。同样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还有大兴安岭农商行1.26亿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18%，转让方为其榜首大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底价2.8亿元。

上述两则挂牌公告，均表明“在不改变条件的状况下无限延伸，直到搜集到意向受让方”，到现在仍未有适宜的买家呈现。

“农商行的借款投向多会集于当地的小微企业及农业，易受当地的经济要素影响，一起存在公司本身的管理问题，而监管对中小银行股东的要求较为严厉，要找到适宜的股东并不简单。”一家全国性股份银行深圳分行的信贷事务人士告知年代周报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以来部分农商行爆出的不良借款率骤升，财物质量状况被推上言论的“风口浪尖”。据银保监会近期数据，到本年二季度末，农商行的不良借款率上升幅度显着，由一季度末的3.26%升至二季度末的4.29%，上涨1.03个百分点；拨备掩盖率由一季度末的158.94%降至二季度末122.25%，下降36.69个百分点。别的，本年上半年各地银监分局对组织开出罚单共555张，而农商行共领罚单177张，排组织罚单数量的榜首，并已有6家银行的信誉等级被评级组织下调，其间有5家为农商行。

关于农商行在本年显现出不良借款率骤升、监管处分和信誉等级下调的现象，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向年代周报记者表明，上述现象实践是早些年商业银行开展所引发的，需求考虑不良率发生的滞后性。

天风证券廖志明在其职业研报指出：“农商行比较上市银行遍及公司管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确定规范较松，因此受不良监管趋严影响较大。”

浙商银行(港股02016)首席经济学家殷剑锋在近期提出，从短期的经济形势来看，由于经济下滑，银行的危险逐步露出，是一个短期的趋势。江瀚在采访中也持有相同观念，他弥补说：“商业银行所具有的危险操控系统仍是现在互联网金融尚不能企及的，而在全体国家去杠杆、严监管的大趋势上，无论是城商行或农商行都仍有优势。”

“农商行改进财物质量的要害点，是提高整个信贷质量，尽快地下降原先事务的金融杠杆率，才能将危险放在可控的规模之内。” 江瀚主张。

本文源自年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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